1961年12月，新中国第一盏自主研发的光源——高压汞灯封接成功；1964年，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高压汞灯取代了以前昏黄的老式路灯，南京路终于实现了真正的“灯火通明”。

同年，代表着当时电光源领域尖端技术的碘钨灯在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完成研制；而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20千瓦“小太阳”长弧氙灯也在人民广场的点灯仪式上亮起，昭示着这盏被国人称为“争气灯”的光源载入中国科学史册。

一盏又一盏新型光源的点亮，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炫目闪耀。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从工厂“学徒”到科研“师傅”

和爱迪生一样，蔡祖泉先生也是从一个学徒工走上光源研究的道路的。蔡祖泉出身于贫苦家庭，年仅16岁的他上完小学后不久就到中法药厂（延安制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当学徒。他勤奋好学，并没有局限于手头的工作，而是努力提升自己在文化基础上的短板，每天晚上补习文化知识，还去制药业中专学校学习。两年下来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还学到了不少业务本领。

在从事了十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后，蔡祖泉修玻璃的“独门功夫”被两位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看中，于是他被调到交大担任技术员，协助进行X光管研发工作。这次工作让蔡祖泉认识到研发的重要性，自主创新的意识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蔡祖泉被调至复旦大学，继续从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从此他便与复旦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在复旦，蔡祖泉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并负责玻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系统的维护。我国电光源史上第一个氢灯、第一个高压汞灯、第一个碘钨灯、第一个氪灯、第一个长弧氙灯等一系列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1963年蔡祖泉首次试制成功新闻摄影用的1200瓦管型卤钨灯，该灯送到首都北京试用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中国是世界光源的第一大制造和出口国，全世界80%以上的节能灯和一半以上的LED在中国生产，2015年后中国电光源年产量超过200亿只，蔡祖泉功不可没。

虽然获得众多荣誉，一直在科研探索路上作为引路者的蔡祖泉却始终没有架子。在学生印象中，他平易近人，就像“师傅”一样教导和对待学生。生活上，蔡祖泉对学生关怀备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即使自家并不富裕，蔡祖泉还是会用自己家的口粮接济实验室的学生。学习上，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并且十分注重实践，这种事必躬亲的“工匠精神”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为中国电光源领域打下良好的人才基础。

“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

蔡祖泉是一位有着高度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科学家。1949年初，蔡祖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更加把通过自主创新使国家强盛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追求。

60多年前，新中国的电光源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蔡祖泉主动扛起了责任。他曾说：“当我们想到国家对新型光源的需要，一种责任感给我们带来了勇气，决心要为我国填补电光源这块空白。”在蔡祖泉的带领下，中国电光源的先驱们以极强的意志和崇高的理想为动力源，面对国际经济封锁、苏联专家撤走、技术和原材料紧缺等问题毫不退让，奋力克服困难。当时，高压汞灯用石英玻璃与金属电极封接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钼片，国内无法生产，有同志缺乏信心，但蔡祖泉却不安于消极等待，他认为要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死条件。就这样，他带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锤一锤地敲薄。就是靠这种“土办法”，试制工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最终点亮了中国第一盏高压汞灯。

蔡祖泉自始至终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在科学研究上，他淡泊名利，是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他曾在一位西方记者有关名利的提问中回答道：“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才能取得这些成绩。”在他看来，自己能做出这些成绩应归功于党，一个革命者决不能把“名”和“利”当成自己首先追求的东西。他曾教导自己的徒弟们：“我可以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你们，但是有个条件，学了以后搞出了成果，必须彻底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技术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更不能用来作为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否则干脆别到电光源实验室来。”